6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工業和信息化部考察，在鼓勵、肯定中國自主創新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的同時，對核電建設做出了重要指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亦楠
6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工業和信息化部考察，在鼓勵、肯定中國自主創新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的同時，對核電建設做出了重要指示：核電開發的頭等大事是安全，必須嚴格按照國際最高標準進行設計、驗證、建設、運營，確保質量一流，絕對安全。李克強總理在考察過程中四次強調核電要絕對保證安全、絕不允許有任何失誤。
一、要求“絕對保證安全”，緣于核事故的特殊性
任何行業都可能有安全風險，任何技術創新和示范也都難免有失誤和錯誤，那么為什么中央會把對核電行業的安全要求提高到如此嚴苛、如此絕對的高度呢?
因為，誠如李克強總理所言“核電安全大于天”。人類歷史上三次重大核事故以鐵的事實警示世人：全世界的科技水平在控制核污染方面還有太多無奈和空白!核事故的嚴重后果非其他任何安全事故可比，能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穩定造成致命打擊;核污染的治理難度也非任何其他污染可比，其強放射性對生態環境和公眾健康的傷害(包括直接傷害和長期危險)需要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才能修復，可謂是最棘手、最不可逆的污染。
因此，雖然化工、冶煉等很多行業都會有污染，但核電站一旦出事故，其惡劣影響實在是太大太大，這是核電與其他任何行業都不同的特殊性所在。因此，不管核電站的事故概率多么小，只要有發生的可能，就必須高度重視、慎之又慎。正如李克強總理所強調的“從設計、驗證到運行各環節絕不能有絲毫疏漏，安全觀念要時刻頂在頭上”!
需要強調的是，核電站只有在不發生大量放射性外泄事故時才能說它是“清潔”的;已陷入遙遙無期困境的福島核事故，再次對把核電無條件地歸為“清潔能源”而無視放射性外泄高風險的“清潔理念”敲響了警鐘!
二、要準確理解“核安全(Nuclear Security)”的內涵
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海牙國際核安全峰會首次闡述“中國核安全觀”時提到“發展與安全并重，以確保安全為前提發展核能事業”。通過外交部網站公開發布的習主席此次演講的權威英譯稿，我們可以看到，文中所指的“安全”是“Nuclear Security”(核安保)，而不是“Nuclear Safety”(核安全)。
前者的內涵明顯大于后者——“除了要防范無意造成的事故、損害、傷亡外，還要防范、抵御外人、敵人有意地來造成事故、損害和傷亡”，所以“Nuclear Security”可以包括“Nuclear Safety”的措施，但又不限于此，比如還要包括部署警衛和防空襲力量等實體保衛措施。
最近一年來接連發生的馬航MH17空難和德翼空難，都是意想不到的人為故意傷害，再次說明“技術和設備的先進并不能完全避免災難的發生”。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的核電“確保安全”、“絕對安全”，所要求的是“Nuclear Security”，應該考慮的所有防御手段，不論這個風險源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而目前核電安全風險評價中，所考慮的安全多是“Nuclear Safety”范疇。搞清這個概念，有利于我們全面落實中央“安全發展核電”方針。
三、不能讓“絕對安全”讓位于經濟效益
安全性與經濟性常常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在核電行業尤為突出。福島事故讓國際核電界深刻認識到不能再對“小概率高危害”事件心存僥幸，所以發達國家紛紛斥巨資大力加強安全投入，以應對“小概率事件”及其疊加引發的災難性后果;在“安全至上”的原則下，新一輪核電建設的實踐已充分證明，美國URD和歐洲EUR原來設定的三代核電的經濟性指標根本無法達到。
然而，據筆者觀察，目前國內核電產業界以及相關管理部門在對核電安全的認識上與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習總書記在海牙峰會上明明講的是“發展與安全并重，以確保安全為前提發展核能事業”，但某些核電管理部門卻把這一方針簡化為“發展與安全并重”，在宣傳時只講習總書記的“前半句”而不提“后半句”;甚至還有相關管理部門的領導說，“如果想要安全、不計代價的話，多安全都可以達到。但是如果代價太高，核電價格社會不能接受，那么這個安全對核電就沒有意義”、“核電要可持續發展，就要把握好經濟性與安全性這兩個因素”、“安全是利益和代價的平衡”、“目前核電廠的安全措施，凡是經濟可承受的安全措施都采取了”、“公眾需要理性認知核電風險”等等。
核電業界和相關管理部門如果秉持這樣的“核安全觀”并付諸實踐的話，不能不令人擔憂：既然“無法做到又安全又經濟”、“安全是利益和代價的平衡”，那么核電站的安全目標設定到底是核電企業的經濟利益第一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第一?安全監管部門到底承擔的是“核電的安全監管責任”還是“核電的利潤保障責任”?核電企業為保障利潤不愿承受、但又事關廣大老百姓(85.43, 2.40, 2.89%)切身利益的安全措施采取了沒有?如果沒有，如何讓公眾“理性認知核電風險”呢?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日本國會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最后判定“福島核事故并非天災，明顯是人禍”，禍根則是日本核安全監管機構和東電公司共同觸及了“核安全文化”的紅線——安全性讓位于經濟性、將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置于公眾安全利益之上。這一教訓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對于核電安全性與經濟性這對矛盾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都有明確論斷，“確保安全”、“絕對安全”、“絕不允許有任何失誤”。這些指示，明確把“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希望核電產業界以及核電管理部門準確把握并切實執行中央“確保安全”、“絕對安全”的核電發展方針，特別是有關安全監管部門要切實履行好“核安全的國家監管責任”。
四、湘鄂贛搞核電不如用好滇川水電
此外，對于廣為關注的“內陸核電是否啟動”問題，因為內陸地區發生核事故的嚴重后果遠遠大于沿海，特別是長江流域一旦發生大規模放射性釋放事故，其引發的一系列危機將是國家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所無法承受之重，所以“內陸核電的必要性”不能僅僅從能源電力需求和二氧化碳減排角度出發，而必須站在國家民族利益大局來論證;“內陸核電的可行性”也要切實圍繞“絕對安全”要求來論證。如果做不到“絕對安全”或者“保證絕對安全的經濟代價太高”，就不必冒這個巨大風險，而改用其他的能源供應和減排方案。比如：最近幾年云南、四川兩省的水電“棄水”問題非常嚴重，目前大約是每年500億度，到2017年將升至每年1000億度，這相當于湘鄂贛三個核電站年發電量的總和!如果有效落實國家“西電東送”戰略，將川滇白白浪費的清潔水電送到華中地區，長江流域就根本不必冒核事故的巨大風險，而且解決“西電東送”瓶頸要比解決“核電站絕對安全”的技術難度小得多、經濟成本低得多、時間周期也短得多!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國家能源大戰略不能走錯，不能舍近求遠、舍易求難、舍安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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